在二十五史的记载中，如同赵娥一样，因为维护礼教而触犯法网，却又被网开一面的烈女、孝子、义仆、侠客不可胜计。但应该注意的是，古代社会的这种网开一面，在今人看来似乎是曲法任情的执法，不仅并未造成人们对法律的亵渎之心，相反却增加了人们对法律正义性的信赖。
古代也有不顾礼教而拘泥于法律规范的案例，在礼教与国法无法兼顾的情况下，不惜坏礼而护法。但这种在今天看来的“法治”之举，在古人的眼中却恰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。
唐朝开元年间，有一位名叫张审素的都督，与监察御史杨汪结怨，杨汪以张审素谋反而构成其罪，张审素问斩，张审素的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张瑝、张琇被株连流放岭外。时隔不久，尚在年少的张瑝、张琇潜回都城，寻机手刃杀父仇人。兄弟二人被官府缉拿后，市井坊间同情、赞赏的舆论占据主流，人们认为这兄弟二人“幼稚孝烈，能复父仇。”主张赦免二人。朝中则有两种意见，一是以丞相张九龄为代表的主赦派，认为应该顺应民意，维护礼教；一是以李林甫、裴耀卿为代表的主杀派，认为“复仇虽礼法所许，杀人宜格律具存”。玄宗听从了后者的意见，下敕处死二人，但玄宗在敕中也承认，对兄弟二人的缉捕，虽“律有正条”，但士庶依据礼教却“颇有喧词”，所以不宜在市朝中对兄弟二人行刑。不公开行刑，就是玄宗给张瑝、张琇的礼遇，也是对礼教的一种维护。但是在民间看来，这种礼遇远远不够。于是，人们纷纷作文悼念并“榜于衢路”，公然表达对孝子行刑的不满和悲愤。又集资在兄弟二人被刑处造“义井”、为兄弟二人造墓作为纪念。史家感叹，为孝子之死“时人所殇如此！”（《旧唐书·孝友传》）
网开一面，为社会所称赞，为史家所肯定，原因在于其用刑或不用刑的目的都在于“弼教”，即张扬礼教的价值观，维护人们心目中的大法，是为“明刑”。相反，拘泥于格律之文，却引得社会“颇有喧词”，原因在于这种拘泥远离了人们心目中的“大法”。
